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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东亚区域合作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十字路口。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奇迹的“雁阵模式”效果逐渐减弱，东亚经济随后又迎来一段区域一体化的黄金发展期，实现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如今，在逆全球化、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夹击下，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动能减弱，发展瓶颈日益凸显。当此时刻，区域国家只有反思“雁阵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打造创新驱动的新型“雁群模式”，实现从成本比较优势向创新共生优势的跨越，才有望重现集体性的经济腾飞。
“雁阵模式”由日本经济学者赤松要提出，它形象描述了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领头雁”，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经济体为“后续雁阵”的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发展序列。该模式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线性梯度转移，产业从技术领先国家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依次转移；二是垂直分工体系，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相对固定，“领头雁”掌握核心技术与资本，后续经济体承接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中低端环节；三是出口导向驱动，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大规模生产并出口，融入地区和全球市场，积累资本并推动工业化。这一模式在二战后曾创造东亚经济奇迹，但时过境迁，如今新的“小龙”“小虎”难觅踪影，原因在于其赖以成功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成为东亚经济最大变量，改变了区域产业发展的队形。凭借巨大的体量、完整的产业链和快速技术迭代的能力等，中国在成为低端制造业承接地的基础上，不断向着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并逐渐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领头雁”。这就打破了东亚地区原有的梯度转移模式，重塑了区域产品分工格局。
其次是全球价值链出现重构，传统的产业整体转移已被任务型的模块化分工所取代。比如智能手机的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营销可能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就使得“后发国家”越来越难以通过承接一个完整的产业来实现全面工业化，而是很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附加值或特定环节。
第三是技术范式出现革命性变迁，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新引擎。大数据、算法、算力、碳排放权等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旧的“雁阵模式”基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而新的经济模式更依赖于创新生态、数据流动和标准制定。“后发国家”如果无法构建起自身的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与创新能力，就难以迅速跟上新的发展浪潮。
第四是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冲击。美国鼓噪对华经济“脱钩”以及“友岸外包”等地缘政治动向，正在割裂和重塑全球供应链。尤其是美国现任政府的关税政策使得依赖美国市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日益难以为继。这就使得过去那种相对稳定、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受到严重干扰，政府和企业决策更多受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尽管一度奏效的“雁阵模式”已经走向终结，但其成功经验依然可为破解当前发展瓶颈提供宝贵启示。其中的核心在于，东亚经济体需要坚持以开放包容对抗保护主义，更加主动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系。新形势下，这种融入不应仅仅是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建厂，更重要的是融入区域性的创新网络、数字生态和绿色标准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引导资源投入方向、建设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但产业政策的重心需要从“承接”转向“培育”，即从单纯的招商引资转向培育本土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有利的营商环境。
面对新挑战，东亚地区需要一个超越线性和简单层级分布的新型发展框架。该框架或可概括为“多核创新协同网络”模式，它不再是单一的V字形“雁阵”，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其特点有三：
一是多核共生，而非“单雁领航”。区域发展的动力源不再仅仅是日本或美国，而是由多个各具优势的“核心节点”共同构成。比如日本在高端材料、精密制造、氢能源等领域扮演技术策源地的角色。中国则凭借庞大的市场、领先的数字应用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成为区域的市场核心和数字技术扩散中枢。韩国可依托在半导体、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优势，形成独特的创新核心。新加坡发挥作为全球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的枢纽，扮演连接东亚与全球的制度与资本的中心角色。作为后发经济体的域内其他成员，也不再是单一跟随某一国家，或是全盘接受某一国的产业转移，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禀赋，选择性地接入不同“核心”，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比如越南可以同时接入日本的精密制造链、韩国的电子产业链和中国的数字生态网络。
二是网络化分工，而非垂直梯度分工。产业分工从线性的上下游关系，演变为在同一价值链不同节点上的水平协作。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产品的A环节是“下游”，但在B环节却是“上游”。这就鼓励各国发展更加强调细分和精准定位的“利基优势”（Niche Advantage）。比如马来西亚可以专注于半导体封测，泰国可以成为区域电动汽车制造和绿色农业中心，印尼则可以利用其镍资源优势成为电池产业的关键一环。各国在网络中互为支撑，共同提升整个区域价值链的韧性和竞争力。
三是双轮驱动，即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驱动经济增长的不再是单一的制造业出口，而是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两大引擎。在数字经济层面，通过扩大跨境数据流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应用，创造新的附加值，提升传统产业效率。在绿色经济层面，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产业链、可持续农业和碳交易市场，开辟新的增长赛道。这就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性，它们可以跨越传统工业化的某些阶段，通过发展数字服务外包、建设区域性的太阳能电网等，直接进入数字和绿色经济领域。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展，为这种“多核创新网络”制度性整合提供了底层支撑。新型合作网络的顺畅运行需要统一的“操作系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正是这一网络的制度基础。这些协定通过降低关税、统一原产地规则、规范数字贸易和投资标准，极大降低了网络内部的交易成本，促进了数据、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自由流动。
为了将这一新模式从理论变为现实，地区各经济体需要采取协同行动。在区域层面，一是要加快RCEP升级扩容，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推动成员就数字贸易、数据隐私、碳排放标准等新兴议题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二是要共推区域“新基建”，合作投资建设跨境光缆、5G网络、数据中心、智慧物流体系、区域性智能电网和绿色能源项目，为双轮驱动提供硬件基础。三是设立区域创新基金，可由中日韩等国牵头，联合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东盟及其他后发经济体进行数字化改造和绿色能源转型。四是促进人才流动，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学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鼓励科研人员、工程师和学生的交流，为创新网络提供智力支持。
在国家层面，各国需要积极主动融入区域治理。中国作为地区最大经济体，可以发挥“网络枢纽”和“引领者”角色。一方面，继续通过开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推动RCEP升级，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另一方面，更加积极地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推动制定区域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方案。日、韩、新等发达经济体应扮演“关键节点”和“赋能者”角色，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共建、开放本国高端服务业市场，引领区域产业升级。东盟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需制定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找准自身在数字或绿色价值链中的独特优势和切入点，同时加大投资于人，大力发展与数字技能、绿色技术相关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国内法规，使其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吸引高质量、高技术的投资。
诚然，东亚区域合作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议题，其长足发展得益于冷战后意识形态对抗格局的瓦解，今天区域一体化进程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正是来自于冷战思维的回潮和阵营对抗的回归。重建政治共识、凝聚合作动能，是地区各国需要共同努力的首要课题。回望“雁阵模式”的成功经验，其中一个深刻启示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旧路径已经无法复制，从产业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演进到网络化协同共生的新型“雁群模式”，是应对当前全球变局、实现区域经济整体跃升的必然选择。这一新范式强调的不再是追随与被追随，而是协同、共生与赋能。通过多核心的创新驱动，在数字与绿色两大新赛道上构建网络化的分工体系，并以坚实的制度一体化作为保障，东亚将有能力破解发展瓶颈，共同塑造一个更具韧性和潜力的未来。（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